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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租界文化的形态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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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东 叙拉古之惑 1月5日

内容摘要:本文提出“租界文化”概念,并从三个方面阐释了租界文化的特征:一、立体的租界:杂糅的城市空间;二、“如身穿一件未曾晒干之小衫”是租界人的生存状态和租界体验的传神写照;三、租界制度、市民社会与租界文化的商业性。租界文化概念的提出和租界文化特征的阐释,对于推进近现代上海的历史文化研究和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近代上海很特别,因为它是一个因租界而突然崛起的城市。“近百年的上海,乃是城外的历史,而不是城内的历史,真是附庸蔚为大国,一部租界史,就把上海变成了世界的城市。”1上海不是由传统的中心城市逐渐演变成近代大都市,如伦敦、巴黎;不是在主权自主的情况下形成的移民城市,如纽约;也不是完全在殖民统治下发展起来的新兴都市,如香港。上海是在租界开辟后由中外移民共同缔造的现代都市。

  历史学家认为:“研究近代上海是研究中国的—把钥匙;研究租界,又是解剖近代上海的—把钥匙。”2近代因租界而被瞩目的上海,不仅工商业方面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在文化上也别开风气,二、三十年代成了中国的文化中心城市。“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上海乃是整个亚洲最繁华和国际化的大都会。上海的显赫不仅在于国际金融和贸易;在艺术和文化领域,上海也远居其他一切亚洲城市之上。当时东京被掌握在迷头迷脑的军国主义者手中;马尼拉像个美国乡村俱乐部;巴达维亚、河内、新加坡和仰光只不过是些殖民地行政机构中心;只有加尔各答才有一点文化气息,但却仍远远落后于上海。”3

  由于近现代知识分子从固有的“乡土中国”文化立场或庙堂士大夫文化立场出发,认定租界文化是浅薄庸俗的,谁也无意于把租界文化确立为一种新的文化范型。租界文化在近现代知识分子看来是“名不正言不顺”,一方面,这与民族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和传统的文化价值观给摩登上海涂上的一层层“灰色”有关。4另一方面,租界文化和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所坚守的文化价值立场相冲突,故他们极力贬低租界文化,把租界当作文化沙漠。“对所谓‘文化沙漠’的批评,固然是指某地高品位的精神产品产出的匮乏,但更主要的,似乎是指城市所造就的一种人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价值准则。”5租界人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既不合传统,又不合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当代研究者同样不愿为租界文化“立名”。在研究上海文化方面卓有建树的李天纲先生的看法很有代表性:“租界文化是一种混合文化,且只有几十年的历史,其浅薄粗陋不但引起中西社会的共同轻视而且常令身在其中的自觉者自卑。这两难格局造就了一种复杂心态,一方面这种杂凑的不中不西的新兴文化强而有力富有诱惑,另一方面内内外外的人都嫌弃它而久久不愿认同于它。”6正是在这种观念和心态的束缚下,近现代知识分子“不愿意”或“没想到”对租界文化深究。当今的研究者还是愿意在“上海文化”、“都市文化”、“海派文化”的旗帜下来研究相关的历史问题和文学现象,就是没有从“租界文化”的角度来全面透视,而这些现象和问题又恰恰与租界现象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论租界现象是民族的屈辱或现代中国的钥匙,我们都得承认它存在的事实和培育出的独特文化形态——租界文化。当今学界已经能够正视租界的历史和价值,但是还没有学者尝试全面研究租界文化。笔者不揣浅陋,尝试探讨租界文化的特征,为租界文化“立名”。

  根据希尔斯《论传统》关于文化传统的观点,笔者认为,上海租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历程,至迟在十九世纪的二十年代,应该形成了具有一定规范的文化传统。也就是说,租界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范型或文化传统,应该是成立的。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一书中的观点同样有助于我们把“租界文化”确立为一种新的文化范型:“文明本身能够产生的变化可能远比人类任何权威所希冀或想象的对文明的变革都要更彻底、更激烈,而且仍是完全切实可行的。今日如此横遭责难的那些细小变化,诸如离婚率上升,城市中日甚一日的世俗化,贴面舞会的盛行,以及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的事情,也许弹指之间就成了一种稍有差别的文化模式。一旦成了惯例,它们也就具有了同老模式在以前那些年代时所具有的同样丰富的内容,同样的重要性,同样的价值。”7租界文化在二十年代应该“成了惯例”,成了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大差别的文化模式。

  很大程度上,租界文化是一种人为制造出来的文化,和租界制度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且不说制度本身就是文化构成的一个重要元素,更何况制度具有创造新型文化的巨大力量。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租界是中国政府被迫开辟的,租界文化主要是外在因素强行“嵌入” 租界后的产物。因此,本文对租界文化的分析,所使用的文化概念是广义的文化概念,更多地从外在的、显性的文化层面入手,进而把握租界文化的内在的、深层的特质。为了便于梳理和归纳,论文从三个角度切入,即:租界的城市空间、租界人、租界制度下的文化体制,来分析租界文化的特征。
一、立体的租界:杂糅的城市空间

  “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城市的空间构成形式,是城市文化的轮廓、投影,是城市文化的外衣。租界时期上海的城市景观首先给我们的印象是:“辐辏的时间性”和“辐辏的空间性”。辐辏的时间性是指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以共时态的方式存在于租界的景观中,并且都给人以当下性的印象。租界日新月异的发展和租界生活的即时性、冒险性,加强了租界景观的时间辐辏感。辐辏的空间性是指西方和东方的文化景观在同一城市中并存不悖。

  上海存在两个主要城市空间,即以上海旧县城为中心的传统空间和以租界为中心的现代空间,两个城市空间对比鲜明。华界和租界的反差正如竹枝词所云:“出北城趋新北门,洋场景别一乾坤。洋泾浜至头摆渡,商务兴隆铺户繁。” 8(北门外便是租界——引者)上海绅士李平书对租界与华界的反差状况进行了比较:“文明者,租界之外象,内地则黯然;……通商以来,上海上海,其名震人耳目者,租界也,非内地也;商埠也,非县治也。岂非喧宾夺主耶!抑非所谓相形见丑耶?”930年代,西方人写的《上海指南》是这样描述上海的形象:“上海,世界大都市,令人惊异的悖论,难以置信的反差。漂亮,卑污,奢华;生活方式如此迥异,伦理道德那么不同;一幅光彩夺目的巨型环状全景壁画,一切东方与西方、最好与最坏的东西毕现其中。”10上海城市空间的割裂和反差,实际上并不是什么怪现状,这是殖民化城市常有的模式。埃及的开罗也大致是这种情况:一条街道把开罗分成旧城区和殖民地城区,“埃及的过去和将来之间,在19世纪初看来只是一条小裂缝的区别,到世纪末已经拓展为很宽的间隔”。11上海新旧两个城区虽然毗邻相接,但又相距遥远。华界与租界街道相连的格局中呈现出的相形见拙,无疑是帝国主义希望看到的一种视觉反差效果,殖民者从中验证了他们的实力和成功,为他们自认为是造就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的功臣,自认为是上海的真正主人,提供了心理依据和强权逻辑。

  反差是由多色调造成的,本身就意味着非单纯的风格。反差造成的分裂只是上海城市景观的一个方面,上海城市景观更重要的特性是杂糅的一面。由于1912年上海旧城墙的拆除,越界筑路和电车轨道把租界的手伸展到了华界。租界的现代西方城市文明对华界的传统中国城镇文明形成了有形和无形的压力,在这种压力下,华界无法从容地考虑对殖民文化的迁就或者对抗问题,开始逐步对租界城市建设和市政制度进行仿效甚至移植。况且,十里洋场的风气,不管华界愿意不愿意,在整个上海的城市空间中自由地飘荡,用海妖的歌声蛊惑着进入这个城市的每一个人。华界和租界“两个空间无休止的‘越界’,使上海形成了一种所谓的‘杂糅’的城市空间。”12

  从主导倾向来看,所谓“杂糅”,主要不是华界的传统中国城镇文化景观杂糅了租界的现代西方城市文化景观,而是租界杂糅了华界。到了二、三十年代,“混沌”的上海已经成为被“租界化”的现代都市,在混沌杂糅的城市空间中,租界文化和租界制度的反客为主,是造成上海和中国别的城市相比显得独特怪异和畸形繁荣的酵母。

  上海租界的城市景观最突出的特征在于城市空间的奇特组合。如果对租界的城市空间作具体分析,租界可以划分成三个各具特色的区域空间:一是位于延安东路和苏州河之间的区域,由原英租界发展而来,属于公共租界的核心区;二是以霞飞路(今淮海路)为中心的法租界区;三是苏州河北面以北四川路为中心的区域,原为美租界的范围,在30年代成了日本侨民的聚居区。各个区域既各具风情特色,表现出城市景观的多样性,又不断交融互动,产生一种混沌的城市景观,增加了对移民的召唤力和亲和力。

  为了说明上海租界城市空间的特征,我们选取四个“标志性空间”来具体论述,即:外滩、霞飞路、南京路和北四川路。

  外滩是租界的门面。在外滩,世界各种风格的建筑汇集一起,数十座巍峨的大厦绵延起伏,交相辉映,形成了上海租界具有象征性的一道景观。外滩曾是西方列强在上海的政治、金融、商务和文化中心。外滩没有居民住宅,全是清一色的高楼大厦,这些巨型建筑给人以雄伟庄严、富丽堂皇、坚如磐石的感觉。外滩的巨型建筑群落似乎沉默无言,实际上仿佛都在发言:诉说着资本所有者的雄心和自信,以及狂妄的主人翁姿态。在英国殖民者的视阈下,外滩的“西洋建筑高耸入云,青铜和花岗石筑成的墙面直刺中国的天空,炫耀着白人无上的威力”。13在高楼大厦的俯视下,每个路过的华人都难免自觉混沌和渺小。作为租界的“标志性空间”,外滩象征着权力意志,昭示着西方资本对于租界空间的掌控,是西方殖民者征服和开发十里洋场的集体意志的投影。尤其因为它映照出了邻近旧城的破旧,显示出一种实力,为其存在的合理性作了注脚,助长了外侨的骄傲、华人的艳羡和民族的压迫感。

  “霞飞路”是法租界的“标志性空间”。霞飞路是上海租界最有异国情调、最摩登的城市空间。王礼锡的诗歌《夜过霞飞路》(1931年)是这样为霞飞路造影的:“电灯交绮光,荡漾柏油路,泻地车无声,烛天散红雾。丽服男和女,揽臂矜晚步。两旁琉璃窗,各炫罗列富。精小咖啡馆,谑浪集人妒,狐舞流媚乐,缭绕路旁树。宛转入人耳,痴望行者驻。前耸千尺楼,高明逼神恶。” 如果说外滩的雄伟空间展现的是西方的权力意志和嚣张气焰,是“意识形态化”的话语空间;那么,霞飞路给出的主要是生活化的租界空间,是被审美化的日常浪漫空间。如果说外滩是史诗风格,那么霞飞路就是抒情诗风格,很容易使文人联想起“落霞与孤骛齐飞”的诗境。

  “南京路”又叫“大马路”,是上海租界最繁华的一条街道,以致当地人认为“到南京路去,就算是到上海去的。”14南京路是万商云集之街、声光化电之地,不仅成为上海最大的商业中心,而且还成了上海著名的景观之一。风格新颖的建筑群、五彩缤纷的橱窗陈列、流光溢彩的霓虹灯、林林总总的广告、风驰而过的电车、手持警棍的红头阿三(印度巡捕),等等,构成了南京路的外部空间;绅士舞女云集的百乐门、激情发狂的跑马场、人影憧憧的新世界、买卖繁忙的百货公司、演绎都市男女情感的大光明电影院,等等,构成了南京路的内部空间。南京路的城市空间基本上属于公共空间,为每一个进入该区域的人提供了文化消费的可能性,正是这些公共空间造就了现代的市民群体和生活方式。但是,南京路提供的城市空间想象又不是如巴黎、伦敦、纽约那样单纯的现代城市空间,而是打上了租界的文化烙印。建筑主导风格的欧化、电车上的三等华人座位、街头来回巡视的红头阿三、广告上的欧洲人形象、舞厅播放的爵士舞曲、百货公司贩运的国际性消费时尚、好莱坞影片常见的殖民者冒险故事、犹太人哈同捐资铺设的红木街道,等等,这些镜像无不把租界的精神气候播撒到南京路的城市空间中去,蔓延到租界人的生活世界和城市观念中去。

  “北四川路”位于苏州河北面的虹口,以邮政总局为起点,直通到虹口公园。北四川路让人觉得有些邪乎。北四川路“上海文学家称之为‘神秘之街’。”15《良友画报》的主编梁得所则称北四川路为“生之欣悦”之街。这一带,影戏院不下十间,跳舞场十余所,餐馆大小不记其数,市井气十足,好在有许多的男女学生给这条路增加了些明朗的色彩。北四川路在市民的夜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醇酒妇人和狂歌达旦的娱乐方式,把一些生命力过剩的人士吸引到这里,把这条街弄得很暧昧。16这里是租界治安最混乱的区域,飞扬跋扈的日本浪人常常在此出没,左翼人士和党政要人也喜欢在此居住或联络,鲁迅住在北四川路附近,白(崇僖)公馆邻近北四川路,左联成立大会在附近召开,普罗作家愿意与这里产生些瓜葛牵连。如果说霞飞路充满了法国浪漫情调和俄罗斯氛围,那么,北四川路则留下了鲜明的东洋痕迹,以致人们误认为虹口是日本租界。总之,北四川路的城市空间有点邪乎,带点魔性,恶势力在这里恣肆,进步的行动借此酝酿,大和民族的文化在这里扩张,制造着泥沙鱼龙、声色犬马的诡谲传奇;北四川路营造出来的是中西掺杂、暧昧不明的城市空间,释放着千奇百怪过剩的生命活力。

  上面所分析的四个“标志性空间”大致属于宏观的、公共的城市空间,接近亨利·列斐伏尔所提出的“规划空间”概念。租界居民的“日常空间”则更多地属于弄堂、石库门、亭子间的逼窄天地。

  上海的弄堂,是“鸦片战争后,中西文化交汇的结果”。17进入弄堂,石库门连着石库门,脚下是灰色的水门汀,头上是支离破碎的一缕天,感觉这里是“发酵的人间世,肮脏,嚣骚,望之黝黑而蠕动,森然无尽头。”18石库门建筑是租界特有的建筑模式。“到1949年为止,这种弄堂式的房子,占上海建筑的65%以上,也就是上海居民有65%居住在弄堂之中。这种弄堂式的房屋分散在各个不同的租界,出现各种不同异国情调和色彩。”19

  弄堂的石库门住宅是西式的,体现出对理性和实用的追求,与以北京四合院为典型的中国传统住宅的风格完全不同,不具有四合院空间布局所蕴含的伦理深度模式。四合院按中轴线东西对称,正房朝南,东西两侧是厢房,另有耳房和小院。四合院的建筑空间是最能体现儒家文化之人伦关系的建筑,在这种相对封闭的建筑系统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与人之间尊卑有等、长幼有序、嫡庶有别的等级关系和天理伦常的情感融合。20北京的四合院,适合几代同堂共居,弄堂的石库门住宅只适合小家庭生活,改变了过去传统族居的社会结构。租界的石库门住宅缩减了传统伦理关系的存在空间,扩大了个体自由伦理的生存空间。

  上海租界的城市空间,体现出作为外国租界的特性。在布局上,上海租界面朝黄浦江,接受逆水而上的海洋文明,外滩是租界的中心和门面,其后是商业娱乐休闲区和生活住宅区。城市的空间里弥散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租界的整个布局,与租界作为西方国家远东贸易巨埠的功能相契合。上海租界城市空间的崛起,在上海市乃至全中国,飞扬跋扈而又生气勃勃地建立了一个新的中心,改变了原有的“中心――边缘”空间结构,不但把旧县城边缘化了,而且在文化上、经济上,把北京、广州等城市边缘化或半边缘化了。

  上海租界的空间是混合杂交的城市空间,东方和西方,过去和现在,都自由杂乱地填塞在城市空间里,制造了对各色人等来者不拒的开放式空间形象。杂糅的城市空间是中西混合的租界文化的表征,也为租界文化的形成提供了适合的空间结构。在上海租界,中外时空的交汇和辐辏,导致了崇洋风气的盛行,给租界人制造了时间的紧迫感和落伍的恐惧感,他们不得不适应租界快节奏的生活,并且对一切新潮事物和观念趋之若鹜。混合的城市空间也加强了租界文化“不中不西”的特点。在30年代,有人对此持乐观的态度:“人常讥上海是四不像,不中不西,亦中亦西,无所可而又无所不可的怪物,这正是将来文明的特征。将来文明要混合一切而成,在其混合的过程,当然表现无可明言的离奇现象。但一经陶炼,至成熟纯净之候,人们要惊叹其无边彩耀了。”21租界城市空间的杂糅,是一种对照,是一种混沌,是多元文化的表征,也包含着空间的无序组合。
二、“如身穿一件未曾晒干之小衫”的租界人

  鲁迅1933年致郑振铎的信中写道:“海上‘文摊’之状极奇,我生五十余年矣,如此怪像,实是第一次看见,倘使自己不是中国人,倒也有趣,这真是所谓Grotesque,眼福不浅也,但现在则颇不舒服,如身穿一件未曾晒干之小衫,说是苦痛,并不然,然而说是没有什么,又并不然也。”22这段话描摹了鲁迅在租界文学圈中的感受。其实,这种感受也是大多数人租界体验的传神写照。“如身穿一件未曾晒干之小衫”,一语道破了租界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体验,个中滋味,三言两语实在难得说明白。

  人是文化的载体,通过分析租界人来剖析租界文化的特点,是最有说服力的。租界人的民族归属、年龄性别、人口结构、人格心理、行为特征、价值观念、婚姻家庭、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状态,既是租界文化形成和发展最活跃的因子,也是租界文化的深层结构和重要表征。

 1、年青人的文化殖民地和性别的失衡

  “租界是年青人的文化殖民地”,一方面是指租界生活和租界文化具有冒险、前卫、时尚、日新月异的特征,适合年青人的胃口;另一方面是指在上海租界中,不论外侨还是华人,占人口比例最大的是男性青年市民。这种人口构成特点,在上海租界表现得非常突显。早期来上海租界的外侨,几乎为富有冒险精神的男性青年。“最初欧洲商人中,十九来自英美,类皆年富力强,堪耐劳苦。”23而且,最初闯荡上海滩的西方青年,“大都是独身未娶的人,因为这时的上海还不宜于西方妇人的居住。实则至今依旧是不宜的。”24租界的外国妇女非常稀少,从未超过外侨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直到1900年以后,外国妇女的比率才恰好到达三分之一。25出于各种原因,来租界谋事业的华人也大都是青壮年。据《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对1910年到1936年上海租界口的统计显示,租界成人的比例一直占70%左右。26按照人口学家宋德波的观点,成人(15-49岁)在人口中占的正常比例是50%。27由此可以看出,租界人口的青年人比例明显偏高。租界中的华人同样是男人居多,“那时候,上海的‘单身汉’之多,就像今天深圳的‘打工妹’一样。”28从统计数字我们可以更加明了租界男女比例失衡的状况:公共租界男女比例的比值1870年为290(即女性人口数字为100人时,男性就为290人。),1900年为197,1925年为172,1935年为156;法租界的男女比例的比值1910年为197,1920年为173,1935年为141。29

  男性文化的本质特征倾向于征服、侵略、冒险和放纵,青年男性尤其如此。女性则具有平和、亲切、慈爱的一面。在一个男女比例均衡、夫妻朝夕相伴的生活区域,必然比一个男女比例失调、夫妻分离的生活区域,更稳定、平和、少争端,能享受习俗和文化认定的性满足,不会有太多非分的罗曼蒂克和闯荡世界的血性气质和冒险精神,缺乏道德堕落和性解放的合适土壤。一个以男性青年为主体人群,且缺少家庭和女性关怀的生活世界,必然对租界的生活习气和社会心理、行为模式和个体生命体验造成一定的影响。以男性青年为主体人群,造成了疯狂、暴力和冒险的行为倾向、租界风气和社会心理;以男性青年为主体人群,也造成了租界朝气蓬勃的精神气象;独身闯荡租界的男性青年居多,加强了租界人的孤独、失意、颓废、漂泊的生命体验和流行风气;男女比例的失调,也加剧了租界色情事业的发达和传统伦理道德的失范。当五湖四海的移民孤身漂泊上海,空间的距离割断了他们与家族、故土的联系,加上租界是陌生人组成的世界,不是乡亲邻居彼此熟悉的乡土中国,因此,被传统伦理文化和乡村舆论束缚的人的本性便有了释放的可能性空间。当个体意识到道德沦丧可以不必付出太多代价时,恶便在心底悄然抬头了,租界也就难逃“罪恶的渊薮”的丑名了。租界最为世人所诟病的是卖淫事业的发达。“1934年,一家当地中文报纸估计:就卖淫业作为一种特色而论,上海走在全世界城市的最前列。”30租界女性的比例小,单身汉多,造成了租界从事色情事业的女性众多,只有这样,才能弥补性比例的失衡。“男子社会不能在婚姻里得着满足,照例是向卖淫制度去寻觅补偿”31鲁迅在《上海的少女》指出的上海少女的性早熟现象,和租界男女比例失调的状况也是有关系的。

  2、殖民经验和民族主义双重压力下租界人的暧昧心态

  郑振铎对上海大都市曾有过一番感慨:“这个大都市的上海可伤感的事实在太多了。这种伤感,也并不是那一班浅薄无聊的都市咒骂者的‘都市是万恶之源’一类的伤感,我们是赞颂都市的,我们对于都市毫无恶感,我们认为都市乃是近代文化的中心,我们并不敢追逐于自命清高者之后以咒骂都市。我们之伤感,乃是半由民族的感情而生,半由觉察了那两种绝异的东西文明之不同而生。”32郑振铎对都市爱恨交织的评论,道出了处于 “殖民地”、“都市”、“民族”、“东西文明”所构成的矛盾话语圈套中的租界人的生命体验和文化心理。上海租界为每一个“进入”租界情境的华人或外侨,设置了生命体验和文化心理的圈套。

  上海租界在殖民性的暴力语境中飞速发展。姚公鹤在《上海闲话》(1917)中曾经提到:“上海兵事凡经三次,第一次道光时英人之役,为上海开埠之造因。第二次咸丰初刘丽川之役,为华界人民聚居租界之造因。第三次咸丰末太平之役,为江、浙及长江一带人民聚居上海租界之造因。经一次兵事,则租界繁盛一次。”33照理,华人对租界的暴力话语是痛恨的。但是,由于租界能够在战乱时期为华人提供一方安全之地,所以华人对租界的看法,有时变得有些犹疑不定,欢迎租界的思想与嫌恶租界的思想常常交战于华人的心中。34“从政治上观之,则上海为外力侵占入手地。从物质上观之,则上海又为全国文明发轫地。”35正因为租界性质的两重性,导致了华人对上海租界的态度有点暧昧不明。华人既承认租界加增中国都市不少的繁荣,又认为租界为中国培植诸多祸根,事实上成为盗匪,鸦片,内乱的一个巢穴。华人既对在租界的外国人没能认清楚做客人的身份表示遗憾,又对中国政府收回租界后能否依然保持租界的繁荣稳定深表担心。36这就流露出了华人对外国租界患得患失的复杂心态。

  赛义德认为:“每一个欧洲人,不管他会对东方发表什么看法,最终几乎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一个帝国主义者,一个彻头彻尾的民族中心主义者。”37其实,租界里的华人不管他对租界发表什么看法,最终几乎是民族主义者,否则,便会被视为“卖国贼”或“洋奴才”。但是,在上海租界中,民族主义并不是完全让华人心安理得,他们的民族意识可能比内地的人来得暧昧。形成租界华人民族主义感情最直接的原因是:租界是西方列强侵略的产物。然而,租界又实实在在地制造了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因此,对于租界华人来说,西方势力具有敌人和老师的双重身份。正是这种双重身份,使得现代化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在许多时候,尤其是民族危机时刻,西化与质朴的民族主义情感常常格格不入,甚至发生冲突。华人要坚决地高举民族主义旗帜就难免会遇到心理障碍。租界的民族主义似乎来得底气不足、不彻底。民族主义有时成了随意使用的招牌,被用在商品推销上。中国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利用民族主义来做香烟广告:“打倒一切劣品,挽回外溢利权;巩固实业基础,倡吸国产名烟;注意老牌国货,大联珠香烟。”38与之相对,美国宝华公司在《良友画报》为其产品“宝华干牛奶”做广告,利用的也是华人的民族主义心态:“强国必先强民,强民必先强儿;美国制造,强儿之道。”39

  詹姆逊(Fridric Jameson)认为第三世界的文本必然是“民族寓言”,“所有第三世界的本文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本文当作民族寓言来阅读”。40詹姆逊是按照“遭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的经验”来定义“第三世界”的。在中国近代史上,租界是典型的“遭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的经验”的区域。民族寓言的构建成了租界知识分子可以选择的文学形式。沈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记》和茅盾的《子夜》就属于关于上海租界的“民族寓言”。但是,在租界中,民族主义不是一个单纯的问题,任何具有深度的民族主义文本,实际上都内在地包含了自反性的因素,比如,租界文本中往往掺杂着对外人殖民行径的批判和对自我民族劣根性的暴露。阿赫默德对詹姆逊的“民族寓言”观点提出了置疑,他指出了一种例外的情形:“如果资本主义不只是一种外化的,而且是这些地区内在的构成性力量,那么人们一定也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这些地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作为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至少在某种范围,尤其在生产大多数写作性文本的都市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这些文本自身也被资本主义商品社会所拥有。随着这种分化,对于某些文本生产者来说,必然是力比多能量的个人化和个性化,是接近‘具体’体验的途径的丧失,随之而来的是个体体验作为一种孤独的、异化的实体,不能与任何的集体性发生真实的、有机的联系。”41就上海租界来说,由于租界实行的是西方的制度,掌控租界的主要是外侨,再加上租界和这些品性不可分离:现代文明、道德沦丧、罪恶丛生、殖民性、国际大都市、战乱时期的避风港,等等,因此,和任何政治集团发生本质性的联系,似乎都会陷入一种难堪或悖论的处境。非民族主义、非左翼、非国家主义,毋庸置疑是为群众或政府所拒斥;而悠闲自得地做着海上寓公,坐在咖啡馆里畅谈民族主义、阶级斗争和国家意识,本身就具有了反讽的意味,难免陷入精神悖论状态,这样的人在租界并不少。租界人的精神境况接近阿赫默德所指出的例外情形,“不能与任何的集体性发生真实的、有机的联系”。正因为如此,众多作家表达了对于租界“在而不属” 的感想,他们憎恨上海租界的乌烟瘴气但又不愿离开它。租界文人缺乏京派文人的文化坚守精神,租界语境中的知识分子具有“主体暧昧”的特点,这就导致他们把持的民族主义也具有暧昧性。我们可以把租界看作中西民族的“接触地带”。玛丽·路易·普拉特把“接触地带”这个术语描述为“殖民遭遇的空间,在地理和历史上分离的民族相互接触并建立持续关系的地带,通常涉及到压制、极端的不平等和难以消除的冲突的状况”。“接触地带是统治的地带,因为它并未废除权力结构,它是这种权力的表达,也是为这种权力服务的中介地带。但是,接触地带也意味着疏离,与自我的社会的疏离,以及与他者的社会的疏离。”42与他者社会和自我社会疏离是租界的外侨和华人通常遭遇到的生命体验,尤其是买办之类的“假洋鬼子”,他们与洋人的交往接触以疏远自己的社会而告终,他们成了被怀疑的对象,最终与洋人的交往比与自我社会的交往还要自如。租界中的洋人也存在这样的情况,有的洋人衣食住行都中国化,投身于中国政界或中国实业,如鱼得水。

  上海是个移民城市,生活在租界化上海的个体,大都有一种漂泊意识和过客意识,“没有多少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抱着长期在此居住的希望来到上海。他们多半在几年内发财致富,然后离开。”43而且,作为中西文明的交汇之地,各方人士的杂处之所,生存在租界中的个体能够最大限度地摆脱过去经历、传统文化、乡土家族关系的束缚和羁绊,可以无拘无束地随时纵容自己,只要自己乐意。西方传教士、外国流民、洋行大班、中国买办、政界商界艺界名人、学界文界弄潮儿、避难的乡下土财主,以及烟花女子、流氓帮派和数目众多的工人、手艺人、小摊小贩……,形形色色的人群从四面八方聚集于此,极力消费租界的自由空气——四方杂处、中洋混合的自由空气。过客身份和漂泊意识助长了投机冒险的风气和挥霍生命的习气,也造成了政治狂热和情欲放纵,这是左翼文学、新感觉派小说和色情文学在上海滩流行的一个原因。无普遍性宗教节制的现代文明,在租界放纵了恶的一面。移民为漂泊感所困扰,精神无归依,又缺乏宗教传统的禁欲惯例和救赎意识的制约,必然投入物的追逐和欲的放纵中,随时尚潮流起伏,包括政治潮流、商业投机潮流、生活消费潮流、文学潮流等。

  租界人明了个体的价值和尊严,而又把它们虚掷;经济生活的投机冒险带来了租界人生的无常感。二者结合的后果便是以个体价值和生命庄严为代价,疯狂地投入到无限放纵本我的游戏当中去。租界人大多不具有五四时期鲁迅笔下乡村老儿女的蒙昧麻木,他们是理智地抛弃传统的生命形式以换取生存的资源和物质的享乐,是清醒地被异化。

  租界人是中与西、传统与现代共同塑造的“中间物”。鲁迅对典型的租界人进行了画像:“向上海的夜车是十一点钟开的……在这车上,才遇见满口英语的学生,才听到‘无线电’‘海底电’这类话,也在这车上,才看见弱不胜风的少爷,绸衫尖头鞋,口嗑南瓜子,手里是一张《消闲录》之类的小报,而且永远看不完。”44租界人的面相大致如此。亦中亦西的生活形态破坏了传统中国人内外和谐的人格和心态,从张爱玲对30年代上海人服装样式的描绘可见一斑:“当时欧美流行着的双排纽扣的军人式的外套正和中国人凄厉的心情一拍即合。然而恪守中庸之道的中国女人在那雄赳赳的大衣底下穿着拂地的丝绒长袍,袍叉开到大腿上,露出同样质料的长裤子,裤脚上闪着银色花边。衣服的主人翁也是这样的奇异的搭配,表面上无不激烈地唱高调,骨子里还是唯物主义者。”45 租界的文化环境使租界人的生命形式变得不伦不类,不中不西。

三、租界制度、市民社会与租界文化的商业性

  租界制度是租界文化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制度文化不仅和其他文化因子互相融合渗透,而且制度文化是对文化总体最具改造力的因素之一。租界制度是围绕商业贸易活动而诞生和成熟的。所谓租界,说白了就是外侨在中国租地做生意。为了保证租界事业有着独立自主的发展环境,外侨组织了工部局,攫取了租界的行政、司法、警察和财政权,创设了租界制度。从租界的起源看,上海等口岸城市是因商开埠,后发展为租界。上海英租界最初的管理组织为“道路码头委员会”,负责征收捐税和道路、码头的维护建设事宜。自小刀会攻入上海县城后,西人乃谋自卫组织强有力之政府。一八五四年七月五日,英,法,美,三国领事召集西人大会,选出董事七人组成工部局。46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都分别由工部局和公董局执行包括税收、市政建设、司法和治安等管理事务。租界制度仿效西方的议会制度,重大事务由纳税人会议集体决议。纳税人会议分“外人纳税会”和“华人纳税会”。居住在租界的外人有一定的产业并且每年缴纳的捐税达到一定数额,就具有加入纳税人会议的资格。华人纳税会的产生是自觉参政意识觉醒的产物:“华人本‘有纳税之义务即有应享之权利’之义,自动起而组织纳税人华人会,以谋参与租界市政。该会于民国九年(一九二○年)成立。其宗旨见于该会之章程第二条:‘本会为发达租界之自治,谋公共之利益与平等之待遇。”47华人纳税人会议的代表资格也对个人财产做出了要求。所以,无论是外人纳税会还是华人纳税会,往往被视为资产阶级控制的组织。比较而言,外人纳税会掌控了租界重大事务的决策权,华人纳税会除间接选举一部分董事外,权力较为薄弱。但是,在争取华人的权利方面,由精英阶层领导的华人纳税会凭借强大的市民阶层的支持,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除了工部局、纳税人会议之外,上海租界还存在着众多的团体组织,如:政党、商会、帮派、行会、俱乐部、同乡会,以及各种各样的协会,等等。“协会曾经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社会基础”。48协会团体也是市民社会的基础。微小的个人进入各种组织,借助集体的力量,个人的能量得到了放大,普通的工人、学生、黄包车夫也能通过集体向社会表达他们的愿望,影响租界当局的决策。上海租界权力构成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租界的势力首先分为两大阵营:华界和外界。华界又包括各种政党派别、行业团体、同乡会和各种阶层利益聚合体;上海租界的外侨基本上都有代表本国侨民的领事,几个重要的租界开辟国在工部局占有董事席位。力量构成的多元化为民主协商提供了良性环境,为各种激进或保守的团体组织的存在留下了较宽松的政治语境,为文学的众声喧哗和自由论争提供了平台,为精英知识分子的活动提供了舞台,为了公共政治领域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也使当局在执行各项职能时须考虑市民社会的意愿感受和利益均衡。租界的议会制度、西方的法律制度、民主人权观念在租界里得到宣传和执行,加上各种富有活力的机构团体的存在和各种媒介的舆论效力,共同为租界市民提供了较为宽松自由的话语空间、生活空间、伦理空间和政治空间。市民理性、社会契约关系、个体自我意识与帮会组织、社会团体的互动,促使了市民社会的形成。在30年代的中国,只有上海租界存在真正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推动了租界文化和文学的现代性转型。租界的法律保障、言论自由,以及新闻报刊的发达、行会组织的兴盛和重商主义的流行,形成了市民社会和公共舆论的批评功能,提供了市民社会与国家权力对抗的话语空间。从1919年到1920年“上海公共租界华顾问会的始终”49来看,租界内的权利斗争是依法、理智地进行的,主要使用的是“协商”方式,与中国传统的官民对立行动模式显然有别。华商在斗争中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凭借了觉醒的、合作的、有序的市民社会的力量。市民社会的强大,培育出了发达的市民文化,谐趣、色情、花边新闻、名人逸事、侦探武打等文化产品被市民广泛地消费。

  上海租界市民社会的兴起,还和租界本质上是一个“社会”有关。上海租界基本上是国家权力达不到的地方,中国的军队不准进入租界管辖区,中国政府和警察司法机关不能直入租界逮捕人犯,甚至李鸿章、蒋介石这样的人物,也需要得到工部局的许可,才能带着自己的武装护卫队进入租界。所以,在租界中,国家是可以被悬置的,至少国家和社会处于一种疏离状态。再加上传统的士绅阶层在租界不仅数量少,而且失去了控制地方事务的特权。因此,市民生活意志的自由发挥有较广阔的空间。租界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工部局的职能也主要是一种社会职能,和中国政府的国家职能截然有别。我们如果看看《申报》的广告,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1932年12月1日的《申报》第六版的广告,有同乡会公告、讣告、绸布店启示、律师任职通告、寿宴请客告示、解除父女关系的启示、工部局布告、财政部与外交部的布告等等。上至国家大事,下至个人任职庆寿之类的小事,都广而告之,广告真正展现了公共领域的属性。尤其有意思的是,财政部、外交部、铨叙部、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海关税务司和工部局等权力机关的公告,不显眼地和其他广告排列在一起,远远不如《申报》电影院专版的新片预告张扬醒目。在第八版中,化痔神丸广告、护肤品广告、性病药品广告和观音普门佛教图册广告、马轶群的书画广告,左右排列在一起。对于这样的广告排列,我们或许会觉得滑稽,但是,这样的广告版面设计恰恰告诉了我们:租界是一个“社会”,一切信息都是平等的,这些事件共同组成了租界的“生活世界”。对于传统中国的国家和社会不分、家国合一的模式,租界是个例外。在乡土中国皇权专制和中央集权制的管理下,该公有的资源往往为极少数的特权阶级所享有,而原本属于私人的生活空间却暴露在公众之下。在一个农业社会,个人被单个劳动家庭和基层组织束缚在狭小的空间里。由于在租界中“社会”摆脱了国家的强有力控制,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相对区别了开来,个人的价值得到提升,生活空间得到拓展,市民具有了政治批判意识,个人可以依托“公众”,对社会发言。

  上海租界的商埠发展模式,造成了工商业的繁荣和重商主义的流行。在上海租界,诞生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在中国,只有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存在过成气候的资产阶级,他们的生活情调至今仍令后人神往缅怀。由于上海租界是以资本来衡量个人价值和事业成功的地方,因此,拥有丰厚资本的银行家、洋行大班、买办、实业家和海上闻人的生活方式就为小市民所羡慕,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对小市民的日常生活秩序构成了挑战,小市民极力仿效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接受资产阶级的文化观念。在上海租界,流行刊物《良友画报》的预设读者明显是资产阶级,大多数月份牌绘画体现的是资产阶级的审美情调,租界流行的音乐是爵士乐,流行的男士服饰是西装革履。翻阅1932年12月的《申报》广告,我们会得出这样的印象:这是一份面对资产阶级的报纸,广告以各电影院的影片预告、各大百货公司的产品广告以及香烟、化妆品、保健品、律师的宣传广告为最多。《申报》是读者最多的大报之一,但它的标准读者却定位为资产阶级,《申报》的广告制造了娱乐和消费的欲望,提供了资产阶级的生活图景。虽然《良友画报》、《申报》和月份牌的实际文化消费者并不限于资产阶级,还包括广大的学生、工人和小职员之类的普通市民。这说明,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构成了租界市民共同的生活想象。小市民从阅读中虽然并不能现实地获得资产阶级的生活境遇,但是至少可以获得想象性的满足。租界是充满机遇和冒险的地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也就给了小市民更多的想象空间。即使不能像资产阶级出门坐洋车,经常出入夜总会、大饭店,小市民偶尔还是可以体会一下资产阶级的享受的。虽然张爱玲笔下的凡俗人生是租界生活的底子,但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是租界的主打曲。

  对租界发展和运转起关键作用的是资本,租界文化具有商业化的特征。租界文化的商业性,影响到了租界知识分子的身份特征。文化身份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透明或毫无问题,它不是已经由历史和传统完成的、然后由新的文化实践加以再现的事实。文化身份是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而且总是在内部而非在外部构成的再现。50租界的商业化和殖民化语境不断地对知识分子进行“嬉戏”,调整他们的心理现实,迫使他们不断地生产自己的文化身份。资本消磨了知识分子的神圣光环,“作者向商人分手,永远成为一种徒然的努力”。51在租界中,知识分子没有传统文人与宫廷的依附关系,缺少京派文人做“官的帮忙”的机遇。知识分子的文人节气被资本挤兑,他们必须把知识成果和智力转化成商品,才能传播个人的思想,实现人文抱负。在租界的文化商业潮流和殖民性语境中,知识分子拥有较为自由的话语权,一定程度上从御用文人的依附人格中脱身出来,但是又陷入了新的危机,“知识分子”这一身份成了“受威胁的身份”,由于其依赖的“连贯性、独特性和自尊原则受到威胁”,52知识分子难以理直气壮地维持传统的“士”的身份或纯粹的启蒙者的角色。外部的威胁带来内部的威胁,租界知识分子既背负着传统文化的心理重负,承受民族主义的压力,又要接受殖民性和商业化的挑战。内含悖论的历史和现实文化语境的“嬉戏”,使租界知识分子的心理和身份充满了解不开的疙瘩。郭沫若的《月蚀》是租界殖民性语境中知识分子痛苦心理的典型写照;沈从文的《寄给某编辑先生》是租界商业化语境中作家写作困境的辛酸戏仿。

  以上对租界文化的分析,是笔者的尝试,难免粗疏和浅浮。笔者的努力,仅仅希望“租界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范型,能够得到学界的认可。从本文对租界文化的分析中,应该多少可以看出:“租界文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与“海派文化”、“都市文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既有相通之处,又有明显区别。对三者的详细辨析,容笔者有机会借他处发表。

  笔者相信,租界文化概念的提出和租界文化特征的阐释,对于推进近现代上海的历史文化研究和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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